在中國分業經營體制下,持續金融創新是“中國式”投行不斷成長的動力。隨著混業經營日益臨近,金融機構創新的基礎和動力必將日漸增強,伴隨著中國經濟奇跡和金融力量崛起,中國投行正在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年代,中國式投行的成長前途無可限量。
中國式投行的黃金年代
創新是投資銀行的先天基因,從誕生開始,投資銀行一直沒有停止過創新的腳步。每一次創新與變化,都具有時代的深刻烙印。中國獨特的經濟體制和發展路徑,使得投資銀行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投行格局,當前,投資銀行面臨重大發展機遇。
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擴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
“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的提出,表明國家非常重視金融業開放,并把金融業的對內和對外開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對內開放方面,從《決定》中可以看出,未來金融業對內開放體現在多個方面:完善銀行體系,通過加大發展民營銀行來實現和普惠金融以及推進銀行改革來實現。未來中國將建立一個治理完善、競爭充分、差異定位、服務實體的現代商業銀行體系,各類銀行將通過差異化服務提升行業競爭力。《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及“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為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例如,在大型商業銀行,可引進各類外部投資者,包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甚至員工可以持股;允許民間資本設立中小型銀行,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等。
目前,民營銀行已經破冰。2014年12月初,全國第一家民營銀行“深圳前海微眾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核準,在前海注冊窗口領取商事主體營業執照。這是國內第一家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并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注冊資本30億元,由騰訊、百業源、立業為主發起人。其中,騰訊認購該行總股本30%的股份,為最大股東。微眾銀行的經營范圍包括吸收公眾存款,主要是個人及小微企業存款,針對個人及小微企業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辦理國內外結算以及票據、債券、外匯、銀行卡等業務。
對外開放方面,金融機構國際化、金融市場國際化、貨幣國際化是一個系統推進的整體。近年來,中國金融業國際化取得了較大進展,但總體水平偏低。我國商業銀行國際化還處于起步階段,除中行海外資產占比保持在20%左右以外,工、農、建的海外資產占比僅為2%~6%。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實體經濟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為此,要有序推進金融業國際化進程,實現“請進來”和“走出去”有機結合,共同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
2014年12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第657號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決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條例對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機構設立、人民幣業務等方面的限制進行適當放寬,為外資銀行設立運營提供更加寬松、自主的制度環境。這些修改給予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同等的“國民待遇”,標志著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與此同時,有意愿的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更為便捷地申請開展人民幣業務,更好地為“引進來”和“走出去”服務。
金融市場初步完善
目前,中國金融市場初步形成了機構種類齊全,產品序列豐富、運行有效、功能健全、具有相當規模,并能充分適應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市場體系。
分析來看,目前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場內市場治理改革穩步推進,新三板市場推向全國,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快速擴容并呈現出板塊分層和融資產品創新等新特點,柜臺市場平穩起步并成為證券公司私募業務創新的重要平臺。2013年境內證券市場實現融資6 884.83億元,同比增長80.1%,其中債券市場融資4 082.07億元,占比59.29%,較2012年增長4.34個百分點。場外證券市場充滿活力并逐漸成長為多層次資本市場服務中小微企業的重要渠道。其中,新三板市場和區域股權市場是多層次場外市場建設的重點。
2014年以來,資本市場接連推出重大改革政策。增加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投資額度,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范圍。穩妥推進優先股試點工作。將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試點有序擴大至全國,并推出做市商交易機制。規范非上市公眾公司收購及重大資產重組等行為。進一步鼓勵證券投資基金創新,規范私募基金發展。啟動滬港通試點,提高跨境資本流動和金融交易的可兌換程度,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
其意義與效果顯現為,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2014年第三季度,新股首發家數為35家,募集資金136.3億元,分別較二季度多增26家、86.7億元。1月至9月,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3 033億元,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為2.4%,較上年全年提升1.1個百分點。
債券市場2014年的發展也是波瀾壯闊,改革創新接連不斷,市場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優化投資者隊伍到重塑市場規則建設;從創新產品層出不窮到滿足實體企業多元化融資需求;從乙類戶、丙類戶相繼回歸到境外非金融企業成功在銀行間市場發債融資。2014年前11個月,債券市場累計發行債券10.2萬億元,同比增長20.5%;2014年11月末,債券市場總托管余額達34.6萬億元,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托管余額為32.1萬億元。
債市快速發展中釋放出的溢出效應及其對境外機構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申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呈現出數量增加、覆蓋面廣、交易量大的特點。據統計,截至2014年10月底,已有169家境外機構進入我國銀行間市場投資,超過30家央行和貨幣當局已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同時,境外機構買入債券的數量呈現飛躍式發展。截至9月底,境外機構投資者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持有的債券總額達4 910.19億元,比2013年年底的3 141.39億元增長了56.3%。
展望未來,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也將繼續穩步推進。隨著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發展,境外主體持有的人民幣數量逐步增加,產生多樣化的資產配置,債券市場對境外投資融資主體的開放步伐將進一步加快;滬港通試點也將繼續穩步推進;有關部門還將根據雙邊經貿往來和金融交往情況,繼續穩步推進銀行間外匯市場開辦人民幣對其他幣種的交易。
金融體量初具規模
由于歷史淵源所致,銀行業是中國第一大金融子行業。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148.05萬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高達18%。如果從2003年銀監會成立時的27.64萬億元算起,10年間,中國銀行業總資產增長超過5倍。
銀行業務快速擴張的10年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10年,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57萬億,較2003年翻了兩番多。在以投資拉動為主要增長引擎的發展模式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直接帶動了社會融資需求的迅猛增加,融資總量從2003年的3.4萬億元增長到2013的17.3萬億元。而這些融資需求中,有60%以上都是依靠銀行貸款得以實現。中國銀行業貸款增長與融資規模增長高度同步,存貸款規模曲線與經濟總量曲線基本平行,經濟總量增長帶動融資需求增長成為銀行規模擴張的主要支撐。
中國信托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信托業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為12.95萬億元,較上年年末增長18.70%,再創歷史新高,仍然是資產規模僅次于銀行的金融行業。
近年來,信托業持續高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四個方面:第一,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保持高增長,使得國民財富迅速積累,居民對投資理財的需求迅速增加;第二,在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下,信托公司相比其他各類金融機構,投資范圍最為廣泛,投資方式最為靈活;第三,持續的銀行信貸規模管控環境下,信托公司以靈活的制度滿足了企業的融資需求;第四,大量高素質人才加盟信托業。此外,監管機構對信托業的適當定位和監管舉措,也是促進信托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在信托業的高歌猛進下,保險業從原來的第二大金融行業退居第三。不過,截至2014年7月末,中國保險業總資產規模也已經突破9萬億元大關,達93 250.95億元。近年來,隨著保險行業的發展,中國的保費規模也不斷擴大,從2006年的5 641.4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1.7萬億元,年均增長達17.3%。
與銀行、信托和保險這三大金融行業相比,中國證券行業的規模仍然較小。截至2013年年底,115家證券公司總資產為2.08萬億元,同比增加20.93%。同時,在政策效應釋放和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2013年證券行業資產管理業務規模繼續快速增長,截至2013年年底,受托管理客戶資金規模達51 950.73億元,同比增長174.37%,首次在管理資產規模上超越公募基金。
經濟轉型呼喚金融創新
中國經濟轉型必然伴隨著傳統工業增長速度的放緩,從而令整體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經濟要實現有效轉型,有賴有效的金融支持,而這要通過金融創新來實現。
為適應經濟運行的“新常態”,政府的宏觀調控方式將隨之進行重大調整。例如,不再采取全面放松、大規模刺激的方式,而是強調“寓調控于改革”;貨幣政策基調由適應投資需求的相對寬松轉入“穩健”,并逐步由數量型調控轉向價格型調控;財政政策將重點關注民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等。
經濟轉型、宏觀調控方式轉變將對金融業產生重大影響。以商業銀行為例,首先是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理念,從傳統的“壘大戶”轉變到支持中小企業,因為在“新常態”下,規模不一定是企業品質的代名詞,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成長性更高、更為可靠。其次是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控制機制。在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發展模式下,企業普遍存在“過度投資”和“過度融資”現象。而銀行則存在“過度授信”和“過度注重抵押擔保”、忽略企業還款意愿和能力。“新常態”下,過去大量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出現相對甚至絕對過剩,僅靠企業投資形成的資產作為風險防范手段已經不能有效管理信貸風險。與此同時,一些創新創業型企業既沒有資產抵押,也找不到擔保人,但是這類企業往往有著很好的成長性。這就要求商業銀行強化風險管控能力,加強對企業第一還款來源的把握。最后是影響商業銀行盈利能力。“新常態”下,利率市場化將加速推進;中央銀行將不再無條件、無限制地提供流動性;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服務的多樣化,商業銀行的競爭對手將不斷增加。這些變化都將削弱傳統發展模式下商業銀行的優越地位,影響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出現虧損。
不過,“新常態”在改變商業銀行競爭生態的同時,也給商業銀行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例如服務業的發展將帶來大批新客戶,經濟轉型加快推進將帶來大量并購資金需求和投資銀行業務,創新會為商業銀行帶來高成長性的優質客戶,中產階層的壯大帶來更多財富管理和綜合服務需求等。
面對挑戰和機遇,商業銀行唯有加快推進轉型,包括經營理念、經營方式、風控機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的轉型,尤其應當根據環境和條件的變化,結合行業發展規律和自身資源稟賦、經營目標,對原有經營模式、經營流程和管理方式進行系統調整甚至重塑,充分體現個性特色和差異化競爭優勢,穩步推進綜合化經營,為銀行客戶提供“全產品線”的金融服務。
國民經濟證券化進程加速
證券化率,指的是一國各類證券總市值與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各類金融證券總市值與GDP總量的比值),實際計算中證券總市值通常用“股票總市值+債券總市值+共同基金總市值”等來代表。證券化率越高,意味著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重要,因此它是衡量一國證券市場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
2014年以來,地方國企改革步入快車道。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超過20個省份發布國企改革方案。預計未來幾年國民經濟證券化進程將加速,因為提高國有資產證券化率已經成為各地國資改革的主要目標。例如,重慶提出,未來3~5年,2/3左右的國有企業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適宜上市的企業和資產力爭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競爭類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實現證券化。湖南提出,到2020年競爭類省屬國有企業資產證券化率達到80%左右。南京則要求,到2015年年末全市經營性資產證券化率達到50%以上。湖北也提出,到2020年力爭將全省國有資本證券化率提高到50%。
根據萬得資訊(WIND)統計數據顯示,在截至2014年8月份的A股所有上市公司中,實際控制人為地方國資委、地方政府、地方國有企業以及集體企業的上市公司總計高達656家。初步估算,上述“地方國資系”上市公司的市值高達6.73萬億元。隨著各地國資國企改革政策逐漸落地,“地方國資”概念股將在A股上演“大行情”。
在近兩年國企改革面臨瓶頸的背景下,未來國企改革的方向應是繼續提高國企資產證券化比例,通過變國企改革為國資改革,來化解國企改革在“有進有退”中遇到的困境。資產證券化后的國有資產,其流動性將進一步提高,對于民航、鐵路、電信、能源等領域,國有資本可以通過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將絕對控股變為相對控股甚至參股。這種進退,不僅不會降低國有資本在既有行業的影響力,而且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將使競爭更加充分,市場規則更加完善,會使存量的國有資產在行業增量中獲益。國民經濟證券化進程加速,也將為大投行類機構帶來新的“掘金”空間。
中國式投行的成長路徑
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券商投行、商行投行、資管投行和精品投行四分天下的大投行格局。展望未來,中國式投行只有在推動和順應監管變革的基礎上,不斷地固本求新、創新謀變,通過合縱連橫和跨界布局,才能在經濟金融發展的“新常態”下繼續獲得更大發展。
固本培元:強化本源投行業務
在中國投行發展與競爭的大格局中,不管是券商投行、商行投行、資管投行,還是精品投行,為了在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都必須適應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和經濟發展需求,構建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強化本源業務是形成競爭力和獲得市場地位的基本途徑。
作為證券投行的主要市場力量,券商投行首先要強化承銷和經紀業務等本源業務,尤其是隨著注冊制腳步日益臨近,券商投行業務格局將會經歷新的洗牌,做好、做強本源業務是券商參與競爭的看家本錢。
2013年6月,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稿出臺,第一次提出了注冊制改革;2014年5月,“新國九條”再次明確注冊制改革方向,要求積極穩妥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到2014年年末,證監會表示,預計2015年有望實施注冊制。
注冊制改革作為資本市場的重大改革,將開啟新一輪資本市場大發展,真正考驗投行的將是資產估值定價和股票銷售能力。在注冊制下,企業發行股票上市,由保薦機構申報,在中國證監會備案,不受數量限制,券商對投資者負責、對市場負責,證監會專司監管。市場對投行承攬項目和資本市場部銷售項目的能力、管理平臺的效率都有更高要求,同時,投行的風險識別、研究定價和分銷管理能力是成功的最關鍵要素。未來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投行將獲得承銷業務的定價權,發行人更愿意為投行的風險定價能力支付溢價,承銷市場份額也將向綜合實力強的大型投行集中。
經紀業務則主要面臨來自互聯網金融的沖擊。在互聯網與金融越發“水乳交融”的浪潮中,證券業雖顯姍姍來遲,卻大有后來者居上的氣魄和野心。自2013年年底國金證券(600109,股吧)與騰訊“聯姻”將經紀業務傭金底線降至萬分之二以來,無論是中信、銀河、華泰、國泰君安等大型券商,還是中山證券、上海證券等中小券商,都在以互聯網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創新領域頻頻發力。
不管是“傍大款”還是強強聯合,券商與互聯網的這種創新形式都勢必會給原來傳統的經紀業務模式帶來沖擊,甚至是顛覆性的沖擊。在此背景下,為客戶提供綜合金融服務以及最佳的客戶體驗,成為券商布局互聯網金融的關鍵詞。以國金和騰訊共同推出的“傭金寶”為例,投資者通過騰訊股票頻道進行網絡在線開戶,即能享受萬分之二的交易傭金,同時還能獲得咨詢服務和保證金增值等服務。
與券商投行依托于資本市場發展不同的是,商行投行將更多依托商業銀行龐大的客戶群體、資產規模優勢、網絡分支體系和巨大資金實力,實現由存貸款為主向提供一攬子金融服務轉型,通過外部合作打造綜合金融服務集成商,同時,緊緊圍繞打造“輕型銀行”的目標,將其龐大的金融資產流轉起來,并依托這一流轉,將財富管理業務做大做強,減少對存款的依賴,以適應利率市場化的競爭。
未來幾年,資產證券化業務將會迎來大發展。2014年是中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迎來起飛的一年:這一年,全年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已達到2 949.5億元,而2005~2013年的發行總額僅為1 401億元,也就是說一年的發行量是過去所有發行量總和的兩倍多。與此同時,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債券市場發行量為11.7萬億元,ABS(資產支持證券)發行量僅占到整個債券市場的2.5%。伴隨著銀監會和證監會在2014年年底先后推出信貸資產證券化和企業資產證券化備案制,無疑會進一步加速這個市場的快速擴容,商行投行可在信貸資產證券化方面進一步著力。
與資產證券化業務緊密關聯,商業銀行財富管理業務空間廣闊。2014年12月初,銀監會下發《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旨在從根本上解決理財業務中銀行的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問題,推動理財業務向資產管理業務轉型。管理辦法會加快商業銀行混業經營的發展,同時使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去通道化,更多的理財產品從預期收益型轉向開放式凈值型產品。在理財之外,商行投行通過外部合作發展起來的各類財富管理業務也風起云涌,規模快速擴展,因此,提高資產管理能力,特別是投資運營能力是當務之急。
對于資管投行而言,本源業務則因機構類型而異。對于信托業來說,本源業務是私募投行和財富管理類信托,未來應當著重加強這兩方面能力的建設。對于基金子公司來說,本源業務是依托母公司的資本市場研究能力和投資能力,利用資本市場網絡深挖市場投資機會,積極發展主動資產管理。對于保險資管來說,應立足保險基本功能,充分發展險資的特點,發展適應保險公司風險偏好的資金運用能力,在此基礎上,逐步探索社會資金的管理能力和嘗試新的投資領域。
精品投行由于普遍沒有金融牌照,也很難具有資本、客戶或政策資源上的明顯優勢。因此,必須集中精力打造在專業領域的“智力資本”,依賴對行業的深刻理解和專業化的運作能力,建立在局部市場的相對優勢,打造自身特色,從而獲得發展機會。
創新求變:強力拓展創新業務
投資銀行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創新求變的成長歷史。即使在成熟金融市場上,創新也是金融業的靈魂與主旋律。中國這個發展中經濟體,金融市場還不夠成熟,金融機構間的競爭格局也遠未定格。因此,通過持續創新謀變,是各類投行機構未來很長時期的戰略選擇。
以美國投資銀行為例。對于在20世紀初剛剛獨立的投資銀行業來說,20世紀30~50年代算得上是生不逢時,大蕭條之后的資本市場冷清無比,政府對銀行證券業的監管也一再加強。為了生存,投資銀行家們開始屈尊進入不那么“上流”的業務——證券零售經紀業務。亦是在此期間,以零售經紀業務為主的美林證券迅速崛起。
隨著戰后美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潮,20世紀60年代的華爾街迎來自己的又一個黃金時代。一方面,承銷和并購業務源源而來;另一方面,社會財富的急速累積催生了大量共同基金。隨著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養老基金也開始大量進入市場。人壽保險公司的資金實力在同一時期也快速發展。機構投資者在市場上開始形成巨大的買方力量。隨著資金量的增長,買方漸漸不再滿足投行所提供的單調的權益證券和固定收益證券。不同風格的機構投資者對風險敞口、風險收益和投資組合提出了更多的不同要求,投資銀行家們必須適應這一趨勢,開發新的金融產品成為生存所需要的技能。
到20世紀70年代,雖然證券承銷仍是投行的主營業務,但時代的風向已經開始變化,客戶導向型的投資銀行開始向交易導向型的金融服務商轉變。一部分交易需求來自客戶。比如為了保證自己承銷的各種證券流動性,投行需要在二級市場上為它們做市。另外,投行的大客戶也常常要求投行幫其買入或者出售大宗證券。通過這種頻繁的買入賣出,投行賺取交易的“買賣價差”,同時也極大地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
另外一部分交易需求來自自營業務。早期的投行主要是金融行業的“賣方”,即幫助企業出售金融資產來募集資金。以零售經紀業務起家的美林公司在1971年成為華爾街第一家上市的投行后,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逐漸打破行業慣例,成為公眾公司。投行的資本金因此普遍大幅提高,催生了自營賬戶資產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隨著財富積累,客戶方也越來越多地對投行提出了資產管理的業務要求。這些傳統的“買方”業務漸漸演變成投行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傳統的承銷和經紀業務收入已經下降到美國整個投行業收入的25%不到,而以各種有價證券交易為主的自營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收入上升到50%以上。
應該說,美國投資銀行這一段創新與演變歷史可以給中國的投行發展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示。未來,不管是證券投行、商行投行,還是資管投行、精品投行,都只有在做好本源業務的基礎上,積極拓展創新業務,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并獲得更大的發展。
合縱連橫:打造金融集成商
近期來看,在分業經營體制下,各類投行受到不同監管規則的制約,無法獲取部分業務資格,因此,也難以獨自形成綜合金融服務能力。因此,要跨越制度障礙,最有效和現實的選擇是采取“合縱連橫”之術,通過強化外部合作,建立“金融服務聯盟”,打造金融服務集成商,來滿足客戶的綜合金融服務需求。
當前,金融業跨界合作已成為市場趨勢。對于處于不同子行業的各類中國投行來說,無法實現機構功能全能化的背景下,通過跨界合作實現服務能力全能化是必然路徑,合縱連橫是理性選擇。我們以資管投行為例,在開展具體的金融業務上,大資產管理行業的各子行業之間的協作價值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同業業務的階段性特征即其重要表征。從同業代付到銀信合作理財,再發展到大資管時代的銀證合作、銀基合作等,以及銀行理財、信托、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保險資管等機構互相之間的合作,甚至是多重嵌套。一個復雜的資產管理類融資業務甚至需要跨越四個金融子行業,才能最終實現融資。盡管復雜的交易結構會增大金融風險,但是,沒有這種跨界合作,很多金融服務需求在現有的監管環境下難以得到滿足。
對于證券投行而言,盡管包括資管新政在內的一系列監管創新促進了券商業務功能的擴展,但是,由于國內券商的綜合資本實力有限,綜合經營能力依然薄弱。通過外部合作,特別加強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合作是有效選擇,既有利于提高服務能力,也有利于擴大客戶群,提高運作項目的成功率。為擴展券商財富管理能力,并依此支持其他投行業務的發展,借助互聯網金融的方興未艾,大量證券公司開始嘗試搭建網絡服務平臺,通過網上開戶、在線理財等信息技術手段拓展金融服務渠道,實現線上和線下雙向布局。此外,部分證券公司啟動了新一輪并購整合,國際化探索也取得階段性進展,證券行業的合縱連橫也已經風起云涌。
《商業銀行法》將商行投行緊緊限制在商業銀行經營框架之內,而近年來,金融市場的巨大變化和客戶需求的多元化與復雜化,則對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泛資產管理的發展,使得商業銀行的固有領地受到侵蝕。在此背景下,通過跨界合作,彌補商業銀行的功能不足,并通過合作拓展新的業務領域成為重要趨勢。從未來發展方向來看,直接融資必將逐漸取代間接融資的主導地位,尤其是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資本市場已經開啟新一輪行情,隨之而來的上市融資、并購重組、二級增發等投行業務機會呈現爆發式增長,如果商行投行不抓住這一輪契機,將難以實現真正的超越,也會在投行競爭中喪失機遇。
對于精品投行亦如是。在國內,精品投行本來是一個資源匱乏的較小群體,如果不在打造自身專業能力的同時,強化外部合作,幾乎將寸步難行。因此,深耕專業領域,增強外部合作是獲得發展的唯一途徑。
中國并購合作聯盟
2013年8月27日,由中國民生銀行(600016,股吧)牽頭,聯合中投證券、中金公司、華泰聯合、中倫律師事務所、中聯評估、安永、普華永道、中證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24家機構共同組建中國并購合作聯盟。合作聯盟匯聚了活躍于國內并購市場銀行、券商、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公司、媒體等并購中介服務相關方,共同組成服務聯盟,為企業提供并購綜合金融服務。
近年來,國家采取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不斷深化產業整合,積極支持市場前景好、有效益、有技術、有助于形成規模經濟和產業提升的企業實施兼并重組。整體來看,并購整合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實現更長時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途徑。由此,中國并購合作聯盟應運而生。聯盟致力于為客戶提供“并購專家+金融管家”式個性化服務,為并購交易提供一站式綜合解決方案,完成從交易到配套融資的完整服務,強有力地幫助企業跨越式成長,推進產業整合。
并購合作聯盟理事長單位中國民生銀行表示,中國并購合作聯盟的成立將著眼于機構聯合、服務整合和業務創新,圍繞中國產業并購合作,中國并購合作聯盟的成立將著眼于機構聯合、服務整合和業務創新,圍繞中國產業并購趨勢及發展機遇,打造信息共享、資源互通、服務共贏的交流與合作平臺。
2015年3月24日,“2015年中國并購合作聯盟并購高峰論壇暨中國并購金梧桐獎頒獎禮”舉行,中國并購合作聯盟在原有24家會員單位基礎上,又有10家相關機構加入合作聯盟,包括大成律師事務所、金石投資有限公司、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美國摩根路易斯律師事務所、天津銀行等。中國并購合作聯盟成立后,實現了多層次的交流與合作,成員間信息共享、資源互通,進行了大量實質性合作,為企業服務的質量明顯提高,使企業獲得的金融服務更加綜合和高效,真正實現了“一站式”解決并購交易問題。
跨界布局:構建全能型投行
正如《三國演義》里所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隨著混業經營趨勢的增強,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必將被替代。因此,提早謀劃,跨界布局,構建新資本版圖,是所有金融機構高管們當下的最大戰略謀劃。
從金融業的發展現狀來看,發展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機構謀求綜合經營能力的合理路徑。無論是保險控股集團,還是銀行控股集團,甚至是信托控股集團,通過資本紐帶建立金融控股集團,通過集團內部合作,是現實綜合經營的基本選擇,發展德國式的全能銀行是不太現實的。
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各類金融機構在布局金融控股,謀求綜合經營能力上已經邁出很大步伐,包括中國平安(601318,股吧)保險集團、中國銀行集團、光大金融控股、中信集團等基本完成金融控股的布局,而其他一些金融機構也初具雛形,形成初步的綜合經營能力。